李昌钰的一个职业习惯就是保持开放的头脑，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没有弄清事实之前从不下结论。

    今年一月，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也逢暖冬天气，气温高达15摄氏度。当我们驱车前往康州纽黑文大学（NewHeavenUniversity）时，天渐渐阴冷下来，似乎要下雨了。著名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就在这里任教。

　　在开放式的校园里，我们很快找到了他的办公楼。楼道里的布告栏中挂有一些指纹的对照图。他的办公室只有十几平方米，一整面墙上都挂满了各种奖状和证书。墙角立着不少粘贴好的剪报，还有一份海报，上面写着由李昌钰与人合著的《重访重案现场》一书，荣登非小说图书排行榜第一名。
　　　　　　　　　　　　　　　　　
　　永远面对悖论

　　李昌钰坐飞机刚从洛杉矶来，脸上不带一丝疲惫。这位现代福尔摩斯退休前曾任过康州警政厅厅长，是在美国警界任职最高的华人。

　　一生经手8000个案子，其中就包括肯尼迪侄子强奸案、辛普森杀妻案等轰动一时的大案。近几年他也参与领导了不少联合国的调查，如在波黑调查种族清洗等。

　　“9.11”事件发生后，通过DNA鉴定确认世贸大厦死难者身份的工作动用了五六百位鉴定人员。作为纽约州警政厅的首席顾问，李昌钰率一个三十人的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确认了四百多人的身份。但他似乎永远面对这样的悖论：工作越出色，心情越沉重，因为目睹了更多的悲惨与哀痛。

　　“这是我到过的最大的现场。几千吨的重量，从几百米高处塌下来，速度与距离产生巨大的能量，足以把肉体冲击成碎片。再加一些汽油燃烧，使DNA比对工作异常困难。另一个难题是死难者中有些是单身，无法找到亲属提供的材料，只有找到这些人的住处，从牙刷、梳子、剃须刀片上寻找线索。”
　　　　　　　　　　　　　　　　　
　　在波黑见到7000多具尸体

　　我已经到过世贸大厦现场，即使几个月过去了，至今仍可以嗅出空气中的异味。想象鉴定人员在废墟中搜寻皮肉的碎片和毛发的残存，实在是对人的承受力的极大的挑战。我记得李昌钰曾提到过，早年当他刚刚从事刑事鉴定的时候，血腥的犯罪现场曾经让他在生理上产生不适，总想呕吐。这次他有什么反应呢？

　　“做我们这行的，一定要学会隔离自己，在无论多么残忍的现场，都要用理智而不是情感去分析问题。这次恐怖袭击中死难的纽约消防队长彼得。约翰逊是我的朋友。他在现场救人，已经救出了一位，又转身救其他人。就这样牺牲了。晚上夜静更深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他。同样在波黑，我看到万人坑里7000多具尸体，也需要保持与现实分离。这已经演变成我的生理习惯。比如我完全感觉不到时差，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立刻按当地时间工作，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Forensic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谈话从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开始，谈到这儿，气氛渐渐开朗起来，数盏摄影灯把屋子里烤得热烘烘的。李昌钰在开拍前曾送给摄制组成员一人一枚徽章，上面写着“HenryLee（李昌钰的英文名）

　　ForensicScience（刑事鉴识科学）“的字样。他一边发一边说：”你们可以做我的侦探了。“说实话，过去我还真不知道Forensic是什么意思。李昌钰爽朗地笑了，说：“我1965年从台湾来美国读书时，一开始是读生物化学。

　　因为我毕业于台湾警官大学，又做过几年警察，所以我选择学刑事鉴识。当时这还是个冷门。不少人遇到我，问我是学什么的。我说：Fo rensicScience.他们就说：“哦，你一定懂好几门外语吧？‘（他们将Forensic听成了Foreign——外国）或说：”哦，你一定对树木花草很有研究吧？’（他们将Forensic听成了Forest——森林）让人哭笑不得。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司法系统中的取证大多以刑讯获得，即审问犯人，直到80年代刑事鉴识才成为主流。诸如微量物质转移理论，DNA鉴定等逐渐代替了简单的血型测试。“

　　李昌钰告诉我，如果他的职业生涯中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早期没有先进的仪器与技术手段，不然还能多破些案。当然，破案也不一定总需要武装到牙齿。在一桩肯尼迪家族成员涉嫌的强奸案中，李昌钰就曾以一条手帕定乾坤。
　　　　　　　　　　　　　　　　　
　　波卡洪塔斯是谁？

　　虽然名人的官司让李昌钰名声大振，但他在接手一些案子时候根本不知道当事人的名气有多响。比如著名歌星韦恩。纽顿给他打电话要求约见时，他居然说：“韦恩。纽顿是谁？没听说过，让他五个月以后来吧。”等到他来访时，又是私人飞机，又是成队的保镖，把纽黑文平静的校园搞得如临大敌。李昌钰笑脸迎人：“说吧，你遇到什么麻烦了。是不是被什么坏小子告了？”纽顿连忙回答：“不是，我没有这方面的麻烦，只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谁？”“波卡洪塔斯。”“她是谁？”“您在开玩笑吧？”“不，我真不知道她是谁。”李昌钰一脸无辜地说。

　　回到家里，他的孙子对自己的爷爷不知道这位家喻户晓的印地安公主简直难以置信，忙拿出一盘动画片的录像带给爷爷“补课”。李昌钰这才知道，原来波卡洪塔斯是美国派去英国进行和平谈判的第一位女大使，她后来客死他乡。纽顿是想寻找她的确切下落，给她树碑呢。
　　　　　　　　　　　　　　　　　
　　“打蛇的推理”

　　在李昌钰心中，那些在司法机器中处于弱势的平民百姓才需要他的帮助。比如，有一位在纽约的唐人街经营豆腐店的小老板被华青党党徒敲诈数次，最后一次对方见勒索不成，便威胁要伤害他家人，惊恐中这位小老板从桌下掏出手枪来将他打死。结果，检方控告他故意谋杀等18项罪名。理由是如果一枪就够了，为何要打18枪呢？同一个下午，检方、辩方都打电话给李昌钰，要求他为自己一方作证。结果这位小老板的母亲找到了李昌钰的妈妈，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李老太太一句话：“赶快去救人家！”孝顺的儿子就没有二话了。

　　在勘察了现场之后，李昌钰发现这位老板的家人就住在店铺的后面。最后辩方律师以“打蛇的推理”胜诉。理由是：如果你在庭院里发现一条蛇朝妻儿爬去，自然的反应是将蛇打死，而且还会在惊恐中连击数次，以确保家人安全。此时的反应是条件反射式的下意识行动，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打了多少下。结果这位华人被无罪释放。
　　　　　　　　　　　　　　　　　
　　我就像一件乐器

　　“那么，是不是哪一方雇佣了你，你就要为哪一方提供有利的证据呢？客观真实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问。

　　“这就是美国司法制度的特点之一。我实际上是代表客观真相的鉴定结果。同样的问题无论哪一方提出，我的回答是没有区别的。但我就像乐队里的一件乐器，律师是演奏我的音乐家。他问什么问题，不问什么问题，没问，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他问我杨小姐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说：穿了件粉红色的羊绒毛衣，可能是某某牌子的……”

　　我一惊：我与李昌钰只是在进门时握了握手，就两厢坐下了，他并没有摸过毛衣的质地呀。他已经在不声不响中观察我了，而我却浑然不知。这时他接着说：“但如果问我，杨小姐是不是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我的回答就是一个简单的NO.所以我的回答固然重要，问的问题也很重要。”

　　没有证明辛普森有罪与否

　　李昌钰的一个职业习惯就是保持开放的头脑，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没有弄清事实之前从不下结论。

　　在辛普森的案子中，他发现现场有另外的血脚印，而警方却没有追踪。此外，警方提出的凶器是一把断刀。李昌钰通过演示告诉陪审团，这样接近距离的行凶必定会引起大量的鲜血喷射到凶手身上，而辛普森的身上、车里并没有见到大量的鲜血。

　　“世纪审判”折射出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巨大分歧，但李昌钰坚信，他所证明的不是辛普森有罪与否，而是他有没有可能在短短三十分钟内连杀两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这个大案之后，美国各地警察都被指定执行新的《现场手册》，以减少收集证据不当而引起的麻烦。
　　　　　　　　　　　　　　　　　
　　不拍广告

　　李昌钰的传奇经历已经引起片商的高度关注。目前，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已向李昌钰购买版权，要拍一部以他为原型的华人侦探电影。李昌钰只提了两点要求：“一、主角要由华人来演，二、要把中国人的精神演出来。”

　　在他做警长的时候，也曾有电影公司请他主演一个30秒的广告，其创意是：波士顿海港的深夜，下着小雨，一盏孤零零的路灯下，有一具尸体，女尸。此时，警笛长鸣，一辆警车急驰而来，刹住。助手打开车门，只见李昌钰身披风衣，神情严峻，锐利的目光扫过现场。

　　突然，他打了一个响指，头也不回地问：“我的手机呢？”

　　“这么酷的广告结果没拍？”我问。

　　“当时我的上司，也是我的朋友说拍广告对警务形象不好，州长倒是鼓励我拍，但我想，赚个五万块钱丢了朋友，我不干。”

　　才五万？是不能拍。

　　神探眼中的法庭科学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术界开始流行一门名叫法庭科学的学科，后来被惯称为“刑事鉴识科学”，它将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原理及方法应用到刑事及法庭工作上。这门应用科学颇受刑事界及法律界的重视，因为它是通过先进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刑事鉴识，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

　　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嫌犯在未经陪审团的审判前都被视为清白，检方必须在十二名陪审员之前提出不会让人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来说服所有陪审员使之相信嫌犯是有罪的。如果其中一位陪审员不为说服，整个案件就会流审，检方就得重审或决定不起诉。这种制度与中国历史上的“宁枉勿纵”截然不同。美国十分尊重宪法给予被告的权利，有人称这个制度就是“宁可误放四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因而，检方要起诉被告，必须具备充足的证据。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刑事鉴识能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让证据说话，提出被告有罪的间接证据，也可以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或无辜。因而，法律界及刑事界对这门新兴学科的需求越来越大。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刑事鉴识的技术也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能见微知著。

　　这门学科的难度很大，除要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外，还要全盘了解美国的刑事系统、法律系统以及警方的作业方式。

　　以往主要证据就是目击证人。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单薄，证人频遭报复，越来越多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另一方面，许多案件根本没有任何目击证人，只能依靠在现场留下的间接证据来追索犯罪事实。

　　物证能证明嫌犯是否有犯罪行为，或者证实罪名是否成立。例如，要证实强暴罪，必须证实性行为是否在被害者反对的情况下进行，因而被害者被撕破的衣服，身上的擦伤痕迹之类的证据就足以证实，性行为是在未获得被害者同意下进行的。审理纵火罪时，检方必须证实被告是蓄意纵火的，不但要在现场收集的证据中检验发现汽油的成份，还要证实被告购买与运送汽油，有蓄意的成份才能成立。

　　物证经刑事鉴识后可以将嫌犯与被害人或犯罪现场连接起来。例如，一名强暴犯在离开被害者的家后不久就被警察逮捕，警察在嫌犯的裤子下端发现一些猫毛，而嫌犯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再进一步检验，发现这些猫毛与被害者家中的猫的毛一样，因而被定罪。

　　物证可以证实被害者的证词。例如，有一名女子在搭便车时遭驾驶用刀挟持，企图强暴，女子极力反抗，手腕被割伤。后来驾车男子被捕，警察发现他的外套上有几点血滴，他辩称是括胡子不小心割伤滴下的。刑事鉴识化验室发现这件外套上的血滴与被害者的血型相符，且并非嫌犯的血型，检方据以起诉这名男子，陪审团判定这个男子有罪。

　　物证经过刑事鉴识得出来的结果，时常会使嫌犯觉得铁证如山，因而低头认罪。例如，美国曾有一段时间牛肉价格高涨，偷牛案件频发，有一名嫌犯被控盗屠，但他否认。警察发现他的衬衫染有血迹，他说这是他干活时不小心受伤流到血。刑事鉴识的结果却显示这不是人血，而是牛血，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偷宰牛只的行为。

　　物证会比目击证人的证词更加可靠。有时，目击者无法给清楚案发时的详细情形，往往会自己编造一些细节去填补空白，这种填补的行为是潜意识的，他们的证词通常是表达自以为看到的东西，再加上视觉、听觉等方面的问题，目击证人在法庭上常常被问得哑口无言。

　　相比之下，不论是检方或辩方的专家，按照正常的科学方法来鉴识物证，结果都会是一样，因而可信度也颇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多宗案例的裁决，使物证在法庭上的地位更高。例如，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陪审员都希望见到物证。美国电影电视的警匪节目，压轴的审判中都会有各类的物证出现，对于深受影视文化影响的社会大众来说，验见为真实，他们都在看到物证后才相信检方或辩方的说法。

　　刑事鉴识能重建犯罪现场，透过科学的方法能确定案发时的事件顺序，辨别案犯的犯罪手段，从而判别其犯罪的动机。

　　刑事鉴识学其实包罗了许多专业，其中包括负责收集现场证据的犯罪现场调查员，解剖尸体以了解死因及死者身分的法医，此外还包括法学牙医、法学考古学家、法学心理学家、法学工程师、法学药理学家、法学声纹学家、枪支弹道专家等。因为深厚的专业素养，这些犯罪学家比福尔摩斯还神通广大，因为他们不单纯依赖逻辑推理，同时还能让现场的证据说话。
　　　　　　　　　　　　　　　
　　李昌钰谈指纹

　　当嫌犯作案时，除非带上手套，否则很难不在现场留下指纹。嫌犯用手拿住东西，或抓住物品，都会留下指纹。指纹的产生是因为手掌接触物品留下油脂或汗液所致。当手指接触过尘埃、血液或墨水，再摸到一些物品时，都会留下转移性指纹。

　　指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纹，就是目视即可见的纹路。

　　如手沾油漆、血液、墨水等物品转印而成，通常都是印在指纹卡上成为基本资料。

　　第二类是成型稳纹，这是指在柔软物质，如手接触压印在蜡烛、黏土上发现的指纹。

　　第三类是潜伏指纹，这类指纹是经身体自然分泌物如汗液转移形成的指纹纹路，目视不易发现，是案发现场中最常见的指纹。潜伏指纹往往是手指先接触到油脂、汗液或尘埃后，再接触到干净的表面而留下，虽然肉眼无法看到这类指纹，但是经过特别的方法及使用一些特别的化学试剂加以处理，即能显现出这类潜伏的指纹。

　　鉴识人员最常接触到达指纹是潜伏纹。如果指纹是留在金属、塑胶、玻璃、瓷砖等非吸水性的表面，检验方法就比较容易。通常可以用粉末法，选择颜色对比大的粉末，撒在物品表面提取出完整的指纹；另一方法是磁粉法，以微细的铁粉颗粒，用磁铁作为刷子，来回刷扫，显现指纹。

　　如果指纹留在纸张、卡片、皮革、木头等吸水性的表面，必须经过化学处理才能在化验室显形。

　　此外，近年来也有一些新进的指纹采取技术，这些新方法逐渐得到法庭的认可，如氩离子雷射法、X光法、真空镀膜法等。

　　1972年，联邦调查局的指纹中心开始以电脑进行指纹鉴识，到了1980年，指纹中心开始将联邦及州政府执法部门的指纹卡全部输入了电脑，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指纹资料库。执法部门除了收集曾被警察逮捕的嫌犯或在监服役的犯人的指纹外，民众凡事申请政府或军警工作，或是申请美观公民都要打印指纹。1989年6月5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向各层级的执法部门提供全美电脑连线指纹比对服务，所需的时间从过去的一周缩短到一天，目前美国许多执法单位都设有自动指纹辨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