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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呼唤部门合作           ★★★ 【字体：小 大】
精神卫生呼唤部门合作
作者：王冰    文章来源：中国妇女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9-21    
        武改红抱着两个孩子的照片，每看一次都是对心灵痛苦的煎熬(申重重/摄) 日前，陕西省周至县四屯乡下三屯村两个孩子被邻居杀害。经鉴定凶手是精神病患者，无行为责任能力。 重性精神病患者酿成的惨案屡有发生，如何既对精神病患者的权益予以保护，又确保社会的安定，需要卫生、民政和财政等多部门合作。 悲剧 姐弟惨死“武疯子”之手 直至血案发生，周至县四屯乡下三屯村的村民也没意识到刘代军有病。 但周至县刑警队参与案件侦破的刑警说，他们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刘代军显得很呆滞，不然也不会为其申请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日前的鉴定结果证实了刑警的猜疑，刘代军没有行为责任能力。 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行为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 2006年5月8日晚，刘代军敲开邻居房门，用木棍袭击了67岁的简志中。之后，简志中的孙子孙女被残忍地杀害在床上。当时，简家只有这祖孙三人，简志中的儿子儿媳在西安卖菜。次日白天，简军利、武改红夫妻俩被从西安叫回家，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面对家破人亡的变故：老父亲在医院抢救，11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再也看不见了。 亲戚朋友没敢让夫妻俩看孩子，赶紧做好两口木箱，算是将孩子入殓了。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完了，彻底完了，乡亲们摇头。简军利和武改红盼来孩子不是容易的事，他们结婚六七年都没有生育。终于有了一对聪明可爱的儿女，武改红已经做了绝育手术。小儿子3岁那年，两口子以为终于可以省省心，出门挣钱了。 为难 放不能放，关不能关 民间习惯把有破坏行为和对他人有伤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叫“武疯子”。目前，周至警方对刘代军这个“武疯子”很伤神。 “有关事情正在协调。”周至四屯派出所副所长朱健介绍，按说有了鉴定结果，刘代军没有行为责任能力，就不该继续被关押在看守所，而该被强制收治。 西安市公安局为了贯彻好《西安市强制收治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精神病人办法》，还专门出台了若干规定，自今年3月1日起执行。规定中明确，有杀人、放火、强奸、爆炸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应实施强制医疗。西安市安康医院是执行强制医疗的专门机构。 可现实并非像条文那么简单，面对应该被送往安康医院强制治疗的刘代军，周至警方头疼了，治疗费用在哪里？刘代军没有工作单位，作为监护人的其妻又离家走了，警方打了报告，向县财政协调。虽说不合适，但刘代军也只好暂时安身看守所，放也不能放，“放回去咋办？没有监护人，有可能还会出事。” 类似这样由“武疯子”酿成的人间惨祸很多。近年来，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经常发生，特别是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会做出杀人放火、行凶伤人、侮辱妇女、妨害交通安全、扰乱公共秩序以及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治安。 隐患 强制收治大多是“善后” 面对“武疯子”肇祸，该怎么办？有人感慨，是精神病知识普及的还不够，普通百姓的防范意识太差。直到刘代军的鉴定结果出来，不少村民还觉得“不可思议”。 的确，人们对精神病人的认识以及面对精神病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待提高，但是在减少“武疯子”酿造惨剧的发生上，单纯依赖群众的“敏感”进行防范显然不合适。解决问题的“制度”在哪里？目前的制度现状让人更清醒地意识到冰冷的现实：只有在“武疯子”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在公安机关立案介入，经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确认无行为责任能力的情况下，才履行有关程序强制收治。也就是说，收治一个人，必然有惨痛的代价作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制收治不过是“善后”。能不能为了减少惨剧发生的可能，在“武疯子”伤害行为构成之前，进行强制收治呢？ 西安市安康医院院长乔晓楠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不可能”，他说。 曾经，《西安市强制收治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精神病人办法》执行之前，由于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和怎么强制收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条文来规范，产生了一些让安康医院头疼的事情。比如曾轰动一时的“王恒雷案”。王恒雷是西安市昌仁里小学教师，2000年，王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精神病”送到了安康医院进行强制治疗。当年11月15日王恒雷突发脑溢血在该院死亡。后来，安康医院因程序不对，输了官司。 可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比如社会上有精神病患者确实行为过激难以控制，而有关鉴定结果尚未做出时，该怎么办？据了解，收治具有破坏力的精神病人，除了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据有关程序强制收治外，还有一个渠道，就是由监护人委托收治。事实上能被家人委托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只占“武疯子”群体中极少部分，因为精神病治疗费用相对较大，而一般有精神病人的家庭又大都经济紧张，没有委托的能力。许多家庭把精神病人放在身边看管，又怕出什么乱子，于是，限制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状况多有发生。 对这个命题的解答是一个需要社会许多部门相互协调的复杂工程，单靠公安部门是不行的，乔晓楠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而要解决“武疯子”隐患，其关键就是解答如何“防患于未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病情恶化到危害他人之前进行有效治疗。乔院长说，比如明确责权，杀人放火等“犯事”的在安康医院治疗，其他的则可在卫生系统的精神病院治疗。 卫生部门最新统计，我国精神病发生率上升到千分之十二至十四。就算需要被强制治疗的精神病人发生率是万分之一，那么西安市也应该有800多人需要在医院强制治疗。这与现实的收治能力相差太远。 艰难 相关立法呼吁了21年 精神病人带来的社会问题想要最终得到解决，还得靠立法。说起这些，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司法精神病学组副组长、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精神医学及心理室主任纪术茂要说的话就太多了。 精神病发生率连年来呈上升态势，国外许多国家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精神卫生法出台，把精神病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问题来研究和解决，从而控制精神病发生率。可这项工作在中国一直没有在法律的规范下展开。 纪教授说，找出精神病患者并不是难事，国家、各地区也应该进行这项工作，同时进行精神病检测也不是没有手段。究竟难在了哪里？从1985年起，包括纪教授在内的国内一些在精神病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就开始呼吁，出台精神卫生法。一直到今天，有关法规条文在这些专家的手里改了又改，第15稿都已经出来而且已修改了几遍了，但立法还是遥遥无期。保护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发展精神卫生事业等等，是立法的主要目的。就像是因果的关系，社会对精神病患者有更多的关爱，也将收获到更多的社会安定。 纪教授说，目前真正能得到救治的精神病患者还不到该群体的20％。这是一个惊心的数字。纪教授认为并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政府重视程度的问题，是协调的问题。他有些心酸地回忆说，前几年，卫生部召开了一次关于精神卫生立法的研讨会，全国相关专家都去了，很激动，很振奋，但民政、财政部门没有一个到会的。没有民政、财政等政府职能部门的配合，研讨还有什么意义？ 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对精神病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治。如上海、宁波等地。纪教授一直有这个心愿，呼吁陕西，至少西安能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他认为，不是能力有没有的问题，有多少能力，就先办多少事嘛，在过程中再逐步完善。做总比不做强很多。 纪教授设想，比如可以先建设精神病人的平民医院，政府先补贴一部分。也可以争取慈善捐款。资金能达到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地步是什么地步。如果任由精神病患者流落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可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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